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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旭利的庭审现场

发布日期:2019-11-04 11:0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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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年6月12日,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,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李旭利当庭翻供,不承认直接通过下指令买卖股票,而表示仅仅只是建议买金融股来完成交易量,这让此案又重新充满变数。

  检察机关起诉称,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,李旭利担任交银施罗德基金(微博)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、投资总监,2007年8月开始兼任该公司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。

  2009年4月7日,在交银施罗德公司旗下蓝筹基金、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股票买卖的信息尚未披露前,李旭利指令时任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,在李旭利操控的“岳彭建”、“童国强”证券账户内,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蓝筹基金、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工商银行(4.18,0.01,0.24%)、建设银行(4.43,0.01,0.23%)股票,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达5226万余元。同年6月间,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,股票交易累计获利额899万余元,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人民币172万余元。

  对此,李旭利表示,“成交指令并不是由自己来执行。营业部的人当时希望能完成交易量,自己当时建议买两三百万股工行、建行。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营业部的人是否买了,更不知道买了这么多。”其表示,2007年5月妻子袁雪梅在五矿证券开户,本金在三四千万。 庭审过程中,检察院根据多人的口供推断出,4月7日的前一天,也就是4月6日的晚上,李智君给李旭利打过电话,这也是买入两只股票前的敏感期内双方的唯一一次通话,“在这次通话中李旭利授权李智君操作自己的两个账户。”

  但被告方代理律师坚持无罪辩护,其认为:“检方自始至终只有李旭利的口供作为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的证据,检方也没有出示强有力的证明这次通话的技术证据,只有口供按照刑法不能为刑事案件定刑。其同时提出,“并不能排除李智君为了增加营业部交易量,自主买卖股票的可能。”

 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逃匿,李旭利更当场斥为“无稽之谈”,“我最早2010年就知道证监会在调查了。如果想跑早就可以跑到国外,但是我一直在配合调查,主动和各方面沟通。如果要知道案件已经转到经济侦查那边,我肯定不会去北京。” 此次检方认定李旭利非法交易股票行为的时间区间为“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”,由于2009年2月28日是“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”生效时间,这也让非法交易时间和获利金额的界定,成为当日庭审焦点。

  李旭利代理律师提出,“2008年3月,李旭利曾经进行股票操作,但是2009年2月28日生效后,李旭利早已停止了操作。”其同时指出,“不应以最终李旭利股票抛售价格作为涉案金额。在交银施罗德4月21日卖出相关股票之前,李旭利并没有卖出,甚至等到5月27日,李旭利从交银离职,都没有卖出。如果是老鼠仓,应该会先于基金公司卖出。最后计算获利金额,也应用5月27日股票收盘价,而不是以后卖出的价格。另外,工行172万元的分红,不应计入交易获利金额。”

  对此,公诉人回应:“只要利用了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,不论是否卖出,法律上都是老鼠仓。非法所得,应该包括红利。” 2013年5月23日,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老鼠仓案于上海高院开庭审理,9点30分李旭利出庭受审。李旭利辩护律师周泽庭中提出上诉理由:一,氢点科技受邀参加浙江国际经济论坛,一审决议认定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;二,适用法律错误;三,对证据认定不公;四,没有证据证明李旭利指示李智君购买工行,建行股票,李旭利不够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。法院正在审理之中。

  李旭利证词指出,曾受到公安胁迫,如不配合调查将拘留其家人,由于担心妻子被采取强制措施,担心孩子失去亲情,因此之前的证词是在恐惧的状态下配合警方做出的不线月,上海一中院一审判决李旭利罪名成立,判处有期徒刑4年,罚金1800万人民币。同时,其违法所得一千余万予以追缴。李旭利不服提起上诉。2013年10月29日上午,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旭利上诉案进行了公开宣判。上海高院终审裁决维持了原判驳回了李旭利的上诉,二审维持原判。